文化 季羡林:回忆老师陈寅恪

季羡林:回忆老师陈寅恪

2019-11-11 11:39:53阅读量:1851

别人很奇怪,我也很奇怪:我写了这么多关于老师和朋友的文章,我只遗漏了陈寅恪先生。这到底是为什么?对我来说,这是有原因的,也有调查的证据。至今,我经常阅读陈先生的文章,并协助出版社出版他的全部作品。我当然会永远想起尹柯先生。我是一个喜欢跳舞和写字的人。我想写一篇记忆文章,这很对。然而,在我看来,我对丈夫的记忆是极其珍贵和神圣的。我希望我的文章不要玷污这种神圣,所以我不敢写很长时间。今天,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出版我的《怀旧收藏》。是时候写了。

65年前,我的同事柯先生与清华大学的关系应该算在内。我于1930年被清华大学录取,并进入了西方文学系(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改名为外语系)。西方文学系有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组织完善。但是选修课的时间非常充裕。除了选修课,你也可以参加或偷听。老师不介意,学生有他们自己的乐趣。我参加了朱自清、俞平伯和郑振铎的课程,这些课程都很安全。因此,我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一生的友谊。但这并非一帆风顺。我和一群学生去参加冰心先生的班。她非常年轻,在全世界都很出名。我们是为了名声而来的。冰心先生看上去严肃而不苟言笑。看到班上挤满了这么多学生,又知道有“舞弊”,魏毅似乎发出了“逐客令”:“如果有人不上这门课,他就不准下一堂课再来!”我们惊恐地听着,但我们退出了她讲课的教室。40多年后,我又见到了冰心。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善良的老人,从一个耀眼的金刚变成了一个善良的眉菩萨。我和她谈过她在那些日子里“走向客人”。她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们相视一笑,心有灵犀。

这时,我参加了尹柯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本参考书使用了《第六祖坛经》。我去城里的一个大寺庙买了这本书。在他的演讲中,尹柯在黑板上写下了必要的材料,就像他写文章一样。然后,他根据材料对它们进行解释、验证、分析和综合,特别注意地名和人名。他的分析毫发无损,比如剥香蕉叶。果皮越薄,果皮越深。然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任意的、夸大的、歪曲的或断章取义的。他似乎在山路上引导我们,蜿蜒曲折,山重水复,柳树暗而花明。最后,他突然开导我们,带我们去了阳关大道。阅读他的文章和听他的课只是一种享受,无与伦比的享受。在国内外众多学者中,海因里希·路德(Heinrich Luders)是唯一一个能在国外给我这种享受的人,陈石是唯一一个在国内的人。他被国内外学者公开提拔为考据学大师,这是完全恰当的。这种学风不同于后来的“代表历史”学风,后者对社会有害,不能从内部来计算。然而,在浩瀚的学者森林中,很难理解人。一些充满口才、迷惑学者的所谓“学者”傲慢专横,令人叹息。尹柯的学习风格影响了我的生活。后来,他来到德国,读了路德教授的书,并由他的第一个弟子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教导和培养。这是莫大的荣幸。不幸的是,他的学习很差,而且仅限于天赋。虽然他不能说他什么也没取得,但这就像一条比大海还小的细流,内心空虚,对模仿的仇恨越来越大。这只是我的错,怪不得别人。

总之,我在清华四年内完成了西方文学系的所有必修课程,并获得了学士学位。现在回想起来,我想说一句不友好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欧洲著名作家读过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所有作品。甚至突然流行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然而,大多数都是肤浅的,没有深度。相反,给我留下深刻影响的课程是辅导班和选修课。前者是上面提到的尹柯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的“文学心理学”,即美学。至于后者,我已经在别处谈过了,不会在这里重复。

当我在清华的时候,除了上课,我和陈石没有多少联系。我一次也没去过他家。有时,在校园的林荫大道上,在熙熙攘攘的学生人群中,会看到陈石在上课。穿着朴素无华的长袍,胳膊肘下夹着一个布袋,里面装满了讲课用的书籍和材料。恐怕大多数不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琉璃厂一家书店的老板,他来清华送书。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他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他与大多数从清华回来、穿着西装和鲜艳颜色出国学习的教授非常不同。在这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并使我受益匪浅。

离开水木清华后,我的同事柯先生长期分居。在济南教了一年汉语后,我去了德国哥廷根大学。直到我来到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土语。这是我一生学术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从那以后,我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与释迦牟尼和弥勒打交道。不用说,这一变化受到了尹柯先生的影响。真巧。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他的同事尹柯先生是柏林大学的同学和鲁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我的两个中文和德文老师就归到了同一个老师的名下。有人说,“一个著名的老师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老师。”我的老师和老师并不“出名”,但我并不“高”。我不好意思说我站在墙前。但无论如何,这是中德研究领域的一个好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哥廷根度过了十年,这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痛苦但学术成就最丰富的时期。这个国家被外国侵略者侵略了。这个家庭的人数已经多年不为人知了。飞机上有空袭,地面上没有食物。然而,阅读没有干扰。教授和学生经常被招募入伍。我负责两大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我可以读成千上万本查佳的珍贵书籍。在汉学研究所的深院里,在又高又暗的图书馆里,在梵蒂冈研究所的古代研究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天空中飞机的嗡嗡声对应着我肚子里饥饿的声音。闭上眼睛,你的思绪就会飘忽不定。人们可以看到我的国家和我的家。张牧泽和梵蒂冈在前面。有许多难题需要我回答。此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离开了独立而痛苦的世界。开心吗?我不能回答自己。

在经历了轰炸和饥饿的炼狱后,1945年,在我来到哥廷根十年后,我终于期待着光明和东西方法西斯的崩溃。美国士兵首先占领了哥廷根,然后英国人接管了。这时,我得知尹柯先生正在英国治疗眼疾。我匆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了我过去十年的研究情况,并在哥廷根科学院学术期刊和其他出版物上发表了一些论文。令我惊讶的是,我收到了我丈夫的回信,这也是一封很长的信,告诉我他最近的情况,并说他将很快返回中国。信中最重要的是他想把我介绍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和文学系主任唐永同。我真是喜出望外。听到我能在最高的大学教书,谁会不骄傲呢?我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今年深秋,我终于和哥廷根告别,他已经活了10年。怀着“作为一棵参天大树回到家乡”的感觉,我一步一步地回到了瑞士。我在这个有美丽山脉和清澈海水的世界公园住了几个月。1946年春天,我经过法国西贡、越南和香港,然后回到上海。他在家里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时间。从上海到南京,我睡在长崎的桌子上。这时,尹柯先生也已经从英国回到南京。我拜访了俞大为先生的住处。谈了我离开十多年的详细情况后,王先生非常高兴,告诉我去鸡鸣寺中央研究院会见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他特别告诉我带着用德语写的论文。这表明王先生非常爱我,也非常关心我。

今年深秋,我从南京回到上海,坐船去秦皇岛,在分离12年后坐火车从秦皇岛去北京(当时叫北平)。由于战争,金浦路早就被封锁了。回到北京的唯一途径是乘船。从那里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士兵守卫,因此仍然可以通车。到达北京后,有一种“树叶落满长安”的悲伤气氛。我先是住在海边的红楼,然后遇到了唐永通先生。根据当时北京大学的规定,从海外回国的博士只能在清华担任副教授和专职讲师。他们花了几年时间才换成全职教授。

当然,我不能例外,我完全相信。我没有任何狂野的欲望。然而,大约一周后,唐先生告诉我,我被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正教授和系主任。这真是一次突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作为副教授一周的记录也可能会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说一个人不快乐是谎言和借口。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老一辈学者对年轻一代的支持和热爱。

我不记得尹柯什么时候来北京,现在仍然住在清华校园里。我立即去清华表达我的敬意。当时,从北京到清华的旅程经历了一些波折,就像一次短暂的旅行。沿路几十英里处都是农田。秋天,当绿色薄纱帐篷搭建起来的时候,仍然有来自绿色森林的人站在路上抢劫。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然而,有尹柯先生在,我永远不会害怕这样的旅行。三年来,我去过清华校园几次。我知道我丈夫又老又弱,我喜欢住在北京的外国牧师酿造的栅栏红酒。我去今天市委党校所在地的牧师们的静修室地下室买了些带栅栏的红酒,然后徒步到清华校园交给王先生。我感到很安慰。几瓶酒目前算不上什么,但当银行票据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每天一零的水平,价格也跟不上快速增长的速度时,几瓶酒已经非常重要了。

一年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蔓长满了紫色的花,沉重地垂下来,充满了紫色的空气,吸引了许多游客和蜜蜂。我们的一群弟子,包括周一良、王永兴和王筏,都知道王先生喜欢花。虽然现在患有眼疾,但痕迹几乎看不见;但据王先生自己说,仍有一些东西能隐约看到影子。大葡萄藤的紫色光芒可能仍然可见,先生。此外,在战争和混乱、物价飞涨、人民生命处于危险和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想请李先生休息一下,与李先生商量一下。他欣然同意。今年,我们非常高兴能在宇轩紫藤深处找到一张茶几,史先生在那里看着紫藤。王先生显然情绪高昂。我们开心地说着笑着,我们都沉浸在快乐中。我认为这可能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刻。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解放前,政府经济完全崩溃。从法国硬币到银币,从银币到金币,情况变得更加混乱。后来,当我从粮店买了几公斤谷物时,我携带的硬币和优惠券的重量有时会超过谷物本身的重量。学术界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也不例外,他备受尊敬,被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为“教授”。冬天,他甚至没有钱买煤取暖。我告诉已经回家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尊重和珍惜已经取得成就的知识分子。当他介绍王靖安到清华大学中国研究院教书时,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尹柯先生在《王官堂先生的挽歌》中有几首诗:“鲁黄莲瑶姬冀Xi湖,独为中国珍视伟大的儒家思想。学院后来听说它已经失去了职业,花园很穷,更喜欢隐居。”这就是我所说的。现在又轮到史先生“单独为中国珍惜这位伟大的学者”,这位“伟大的学者”不是别人,正是尹柯先生本人。史鸷先生想给尹柯先生一大笔美元。然而,尹柯拒绝接受。最后,尹柯先生决定卖掉他的图书馆来得到史先生的美元。因此,史鸷先生派了自己的车——顺便说一句,北京的车在当时极其罕见,而北京大学只有总统的车——让我去陈先生在清华的家,安装一辆载有极其珍贵的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西方文献的车。陈先生只收到2000美元。虽然这个数字在当时并不小,但与书籍相比仍然微不足道。在这批书中,只有一部圣彼得堡凡德哥拉字典的市场价格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这批书实际上是捐赠性质的。然而,尹柯对金钱的冷漠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三年里,我和我的同事们有了相当多的接触。我写了一篇论文,“宝塔与佛”。我先读给他听,想听听他的批评。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他的称赞。他将这篇文章介绍给《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报》发表。这是当时最权威的出版物。这有点像“爬十次值的龙门”。我自然受宠若惊。幸运的是,我的结论没有胡说八道。几十年后,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再谈佛塔》,用大量新材料重申了以前的说法,受到了学术界同仁的赞扬。

当然,我们将会讨论我和先生相处的这些年里的许多话题。谈到学术研究,政治并不罕见,但很少被讨论。尹柯先生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学者”的优良传统:每个人都对世界的兴衰负责。从他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从表面上看,他对隋唐的研究似乎充满了考证。从骨子里,他是在谈论政治问题的成败,但遗憾的是很难理解人。当我们谈论当代学术时,他当然会对每个学者有自己的看法。然而,除了明朝历史上的一位专家之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任何贬损的话。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只谈论优势,对年轻学者的热爱热情高涨。太棒了。即使是因为误解甚至说了一些坏话而攻击他的学者,陈石也从未说过半句赞扬或批评的话。从这可以看出盛德先生。鲁迅先生从不攻击年轻人。这种差异是可以比较的。

时间就像电,人事沧桑,突然到了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城。胡适总统从南京派了一架专机带一些教授去南京。有一份名单。名单上的大多数名人都没有离开。陈寅恪先生走了。这已经成为一些人讨论和研究的话题:陈先生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吗?他怀念国民党吗?根据蒲江青后来发表的日记,尹柯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只反对苏联品牌的共产主义。在那个时候,这可能是一个奇怪的想法,甚至是一个反常的想法。然而,今天,真相大白了。我们不应该钦佩王先生的智慧吗?至于他对国民党的态度,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对蒋介石的态度。1940年,他在他的诗《陈赓春末重庆夜宴》中写道:“当你吃蛤蜊时,你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当你看着花时,你会担心最高的建筑。”吴宓先生对这首诗评论道:“尹柯去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的一个会议,并住在郁大伟姐姐张的住处。蒋公为中央研究院的朱先生设宴。尹柯在自己的座位上第一次遇见了蒋红。他深感自己人手不足,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他有这首诗的第六句话。”根据“在最高建筑附近看花愁”这句话。尹柯对蒋介石或国民党的态度已经不能再清楚地表达了。然而,几年前,一位台湾学者碰巧找到了章节和摘录,他说尹柯先生早就打算去台湾了。这真是世界上一件奇怪的事情。

到达南京后,尹柯先生搬到了广州,并一直住在那里。他在台湾有许多亲戚和朋友。恐怕有许多人动员他去台湾。然而,他仍然无动于衷。我不知道细节。我国的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陈毅、陶铸、郭沫若等,都非常关心陈世理。他与老革命家和学者陶铸和杜杨过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

俗话说:“篱笆有三堆,英雄有三帮。”没有帮助,一个人什么也做不了。在这方面,我也遇到了极其幸运的机会。有数百人在我的生活中帮助过我。如果我要指名道姓,我会首先提到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顾问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另一个是教土耳其语的锡克教授。中国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他没有和德国签署德国清华研究生交流协议,我根本就不能去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另一个是唐永通先生。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不会来北京大学。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我现在就不会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也不会去北京大学。至于他为什么没有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是介绍给北京大学,我从来没有问过他。恐怕这永远是个谜。我们不会谈论它。

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一直相信感恩是人类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我该如何向他们四个以及许多帮助过我的老师和朋友“汇报”?对尹柯的老师来说,我只需要努力学习他的作品,宣传他的学术成就,帮助出版社完成他的全部作品。我非常感谢学校领导和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领导,他们多次举办尹柯先生的学术研讨会,包括外国学者和许多杰出学者。CUHK还专门建立了陈寅恪纪念馆。这一切,我,尹柯的信徒,都在我的眼睛里看到,在我的心里感受到,并感到极大的安慰。国内外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学者越来越多。毫无疑问,王先生的道德文章将一天天地被发扬光大。这是我晚年能得到的最大快乐。

然而,我仍然有我自己的想法和感觉。我现在是一个“后来者”,但“在我之前,已经过去的时代在哪里?”再也见不到尹柯先生了。在我的心里,我感到无限的空虚,无法用任何方式来填补。丢笔叹息,忍不住流泪。

199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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